戰略是具有基礎性、前瞻性、全局性的制度框架。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創造性地提出，實施食品安全戰略，形成嚴密高效、社會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體系，讓人民群眾吃得放心。科學謀劃大國食品安全戰略，需要把握幾對基本關系。

　　統籌數量、質量、營養三個目標

　　糧食數量安全、食品質量安全、食物營養是相互關聯的概念，在不同發展階段各有側重。為保障糧食安全，我國每年消耗32萬噸農藥，250萬噸農業塑料薄膜和數千萬噸化肥，粗放的農業生產模式導致化學污染成為當前食品安全的最大風險。與此同時，不健康的飲食習慣和營養知識缺失從需求末端影響食品安全狀況。然而根據現行機構設置，上述三項工作分別由農業、食藥監管、衛生部門負責，導致不少政策缺乏互補性和一致性。

　　要解決政策碎片化問題，必須從整體治理視角統籌數量、質量、營養三個政策目標。糧食安全是基礎安全，是治國理政的大事；食品安全是樞紐安全，是對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食物營養是發展安全，是公民健康權的物質基礎。針對食品安全這個現階段主要矛盾，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以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為平臺，優化多部門協同決策。關鍵是跳出安全看安全，跳出監管抓監管，形成內容全面、功能耦合、結構嚴密的制度體系。二是在繼續堅守糧食安全底線的前提下，政策優先級向食品安全傾斜，同時鼓勵發達地區引導科學的食品消費行為。三是真正在國家層面將食品安全提升到與糧食安全同等重要的戰略地位。

　　把握創新、綠色、共享三大理念

　　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中，創新、綠色和共享與食品安全關聯密切。

　　第一，要用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提升監管效能。創新監管職能，改變食藥監管部門將大量精力用于行政許可的狀況，通過簡政放權增加事中事后監管的人力物力資源。創新食品安全商業責任保險、第三方檢驗檢測等市場嵌入型監管機制，打造“食品安全產業”。發揮第三方平臺、社交媒體等食品新業態優勢，實現交易信息網上留痕和產品可追溯，推動產業發展與監管進步相兼容。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新型監管手段建立食品安全立體防控體系，以智慧監管提升監管效能。

　　第二，將食品安全嵌入生態文明建設。當前我國19.4%的耕地土壤點位重金屬或有機污染超標，61.5%的地下水監測點水質為較差或極差，工業化帶來的環境污染從源頭影響食品安全。作為對策，應建立分類治理機制：農業大省和糧食主產區經濟發展水平偏低，要科學評估和盡量減少工業化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影響；發達地區尤其是大城市以輸入型食品安全風險為主，可探索輸出地食品安全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其他地區應協調好三次產業間關系，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三，把食品安全作為基本公共服務向全民提供。過去食品安全工作定位通常是“不出事”，通過嚴肅問責的負向激勵防止系統性風險發生。實際上食品安全具有多重屬性，既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內容，又是社會治理創新的重點工作，并最終立足于健康中國建設和共享發展。應科學設置考核指標和問責情形，引導地方政府從被動應對食品安全事件的底線思維，升級為主動增進健康福祉的上限思維。關鍵是讓政府認識到食品安全工作是“會出彩”的事，能夠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并帶來巨大社會效益。

　　激發市場、政府、社會三類主體

　　食品安全首先是生產出來的。食品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2015年我國食品工業總產值已突破11萬億，但產業結構多、小、散。只有強化食品產業基礎，才能讓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促使企業承擔食品安全第一責任。一方面以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推進農業生產模式集約化、規模化，將農戶融入協作式供應鏈，從源頭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另一方面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契機，探索食品安全監管服務體系，推動以創新、資本為核心要素的供給側改革，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和提升產業素質激發企業尚德守法的內生動力，保障加工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也是監管出來的。政府要實施最嚴格的監管，扮演好食品市場的“警察”角色。中央政府負責食品安全治理基礎性制度建設，包括加強食品安全法規、標準和企業生產經營行為規范建設，建立國家食品安全基礎信息數據庫和信用體系，完善統一權威高效的監管體制。市、縣兩級政府落實“四有兩責”的屬地管理責任，實現責任可量化、可操作、可檢驗。特別是要堅持問題導向，重點加大監督檢查和產品抽檢力度，遏制食品案件查處量逐年下降的勢頭。鄉鎮基層要將食品安全納入社區網格化管理，改變“牛欄關貓”的狀況，防止食品安全在第一線失守。

　　食品安全更是治理出來的。當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5%，恩格爾系數達30.6%，社會快速轉型使得食品安全處于風險易發期。食品安全風險的多樣性決定了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以社會治理精細化為指導，建立企業、社會組織、消費者參與的共治體系，完善信息公開、貢獻獎勵、科普教育、第三方參與等機制。現階段要加強食品安全社會共治基礎制度建設，包括公開監管信息、推廣大眾參與式知識科普、建立生產經營者社會信用體系等。

　　謀劃規模、結構、階段三項要素

　　首先是合理的監管資源規模。發達國家經驗表明，強大的產業與強大的監管相互支撐。當前我國有各類有證食品生產經營主體1100多萬家，監管人員編制約12萬，其中專業人員占比不足50%。監管資源與產業狀況不匹配，區域間基本監管服務能力不均等，帶來食品安全風險“洼地”。可學習公安機關做法，根據產業規模、人口分布、地理面積等因素，科學測算各地每萬人口食品安全監管人員需求量。同時借鑒教育、衛生等領域經驗，盡快建立食品安全財政投入保障機制，促進監管能力長效提升。

　　其次是科學的體制架構。橫向上，根據風險類型不同在全國劃分5到7個跨區域監管功能區，并配合“一帶一路”戰略，在三大經濟發展區域設置監管派出機構，協調監管事務和打擊地方保護。縱向上，改變“上下一般粗”的監管組織架構，科學劃分各級政府監管事權，實施差異化監管，并鼓勵地方試點食品安全監管省以下垂直管理體制。進行綜合設置市場監管機構改革的地方，要確保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得到強化。

　　最后是務實的階段目標。制定國家食品安全戰略路線圖和時間表，“一張藍圖干到底”。構建食品安全治理現代化指標體系，從食品產業基礎、食品安全監管能力、食品安全水平、人民群眾滿意度等維度入手，提出各時間節點要實現的工作目標，避免政策隨意性。到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末期，形成嚴密高效、社會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體系；到2035年，食品安全狀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到2050年，實現食品安全治理現代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奠定基本物質基礎。